过大年，贴对子。

　　陕北人不叫春联，不叫对联，就叫对子。“子”为尚，“子”为敬，“子”是爱，“子”是昵，“对子”最合陕北人的口味。

　　在陕北，不管穷人富汉，不论老人小孩，只要能立起锅灶，只要是一户人家，就要贴对子。对子是喜庆，对子是寄托，对子是希望，希望来年有个好收成，希望年后的日子一日比一日强……于是，就贴对子。

　　腊八一过，“年”就被叫醒，腊月二十三，“年”再一次被叫响。然真正的过年是贴上对子之时，那是过年的信号，是过年序幕的真正拉开，是过年鼎盛期的强盛到来。

　　谁家的对子贴得早，谁家的年就来得早。

　　一 

　　陕北的对子是以“喜”为开头的，第一喜是“抬头见喜”，就贴在炕头上方的窑壁上，早上醒来的第一眼就能看到，就是一抬头的瞬间，那红红的喜庆就跳入你的眼帘，还有什么不舒心的事放不下呢？这是一种心理暗示，也是一种自我安慰，“愁”是愁不完的，还不如干脆就“喜”吧。出得门里，或在墙上，或在树上，又是一副“出门见喜”，喜鹊就翘在树上，喳喳喳地叫个不停，它平时就喜欢叫，今日，它看见了树上的大红对联，看见了娃娃大人都换上了一色的新衣服，它就叫得更欢实，反复地叫，高亢地叫。

　　陕北的对子是以“福”为主旨的，昔年的福都聚在这一天，来年的福都从这一天开始。那个“福”无处不贴，处处可贴，门箱上竖柜上贴的是“福”字，升子上斗上贴的是“福”字，就连笸箩簸箕上也可贴个小小的“福”字，取意是“福满家，福满户，福福相连”。当然，最显眼最核心的还是大门上的“福”字，那是所有对子的枢纽，要大，要展，要壮，要有气势，书写对子的功夫、书法好坏的尺量全体现在这个“福”字上。那“福”字也有无数种写法，可楷、可隶、可篆、可草——变化主要还是在草书上，不过，千变万变都是“福”，有福不在早起，有福不怕迟到。还讲究的是贴法，顺着贴，寓意“福顺意顺”，倒着贴，寓意“福倒了”，也即“福到了”，福就在眼前，就在当下，你就细细地品咂吧。

　　陕北的对子是以“多”为数量优势的，满院子里，一片红的世界，可贴就贴，能贴即贴。拴驴的槽头上是“水草通顺”，“通灵”的驴看到了，也感觉到了，前些日子，它曾不间断地被敷上眼罩在磨道里反复地转，磨道里比往日多了些麦香气，晚上草料的拌食里也增加了麦麸的佐味；碾道里，石碾的沉重感明显加大，没有平时碾谷子那样流畅，不负重荷的吱呀叫唤声传得很远……忽然，说止就止了，就在前两天，它就明显赋闲了，主人不再使唤它了，主人脸上浮出了笑意，添草时还会哼几句信天游，孩子们在院子里噼噼啪啪地放着响炮。它知道那一天来到了，它不是小驴驹了，这样的日子它已经经历了不止一次了……

　　石磨上贴的是“白虎大吉”，石碾上贴的是“青龙大吉”。

　　藏粮的草囤上，贴的是“粮满囤尖”，即使粮食早已掉在囤底了，没关系，就连盛面的小纸囤上都贴的是“米面常有”，那是一种期盼，对来年的寄预。

　　还有牛圈、猪圈、马圈……到处都是红红的对子。这一天，一切都在隆重喜庆氛围的笼罩中，天是高的，地是冻的，心是暖的，脸是笑的。综之，“喜”是开题，见什么喜什么，来财亦喜，来物也喜，来客更喜。“福”是主旨，吉祥如意，福满门庭，接福纳祥，千福万福。“红”是氛围，红了家，红了院，也红了天，红了地。

　　二 

　　万物有灵。

　　陕北的传统院落里，不是孤立的院落，它有一系列和院落紧紧连在一起相辅相成的配套设施，牛圈、驴圈、羊圈、猪圈、狗窝、鸡窝……一个院子里，早上鸡叫，半夜狗咬，上午牛哞，下午驴打滚，才是一个完整的庄户人家，才是一曲美妙的田园交响曲——“鸡鸣桑树巅，狗吠深巷中”。家窑里，静止的固化的只有土炕、脚地，活动的游走的还有门箱、竖柜，笸箩、簸箕，升子、斗，等等，它们有生气，有活气，有灵气。还有那棵长在院当中的千年老槐，槐树上蹴的那窝天天欢叫的喜鹊……它们个个分列有序，相处其中。

　　朝夕相处，长此以往，这些牲畜、动物、树木都成了家庭的组成部分，它们就是家庭成员，它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时刻反映在户主的生活记录里，会牵动家庭成员的每一根神经。

　　陕北人是泛神论者，见庙就烧香，见神就磕头。这不是糊涂，不是愚昧，是因为他们在与一切与人相处的“万物”身上看到了它们的慧根灵性，使他们对这些物体产生了敬畏心理、拜谒心情。他们在冥冥中感觉到这些虽然不会言语看似木讷的“对象物”有着超乎寻常的神秘力量，是比人更值得膜拜和敬谒的神灵。

　　其实，不光陕北，普天之下，都有这种“万物有灵”神氏崇拜，陕北人只是更具象化、更实用化。记得小时候一群孩子玩疯了的时候，会骑在石碾石磨上耀武扬威，一旦被长者看见了，会大声呵斥……他们不会过多地解释什么，他们只知道那是禁忌，那也是敬畏。

　　世间本无神，敬畏就是神。敬畏他们，是因为他们通灵，他们比人更通晓世界、更理解社会。世间遍地神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神灵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人是神，神亦人，生灵通人，人通生灵。

　　三 

　　陕北人讲究，过大年必须贴对子。贴对子，首先要写对子。在文盲横行的时代，会写对子是一件很奢侈的事，一个村子也数不出一两个。

　　不会写，也要贴，贴什么？还是贴对子。这种对子很是特殊，也极另类，是不识字人的无奈之举，也是陕北人的独特创造。他们就地取材，选用自己最熟悉也最常用的吃饭工具——碗，用手掌接触最多的地方——碗瓜。文盲之家不备砚，也不需要墨，有的是办法，拔起做饭的锅，掬一撮锅底灰，掺上水，就是墨。他们小心地敬畏地将一个个圆圆的碗瓜拓在红纸上，他们心里也有期盼，期盼是七个字的，就拓七个碗瓜，是九个字的，就拓九个碗瓜。这是他们自己的文字，是自己心里对来年的文字，陌生人可能不认识，但他们自己认识。而且可以变化，随着他们内心希望的变幻而变幻，他们可以常读常新、常读常鲜，看似无字却有字，貌似无味却有味。

　　更多的时候，他们还是会借用他人之手去写自己心中的希望或失望。佳县木头峪张振声的春联是别人代他捉笔的，对子却是他自己编的：

　　出有门入有门借贷无门，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。

　　这才是他对过年的真正理解，但即使如此，年还是要过的，也就那么一天的时间嘛，真正难过的是一年三百六十天，风刀霜剑严相逼。

　　还是同一个村子，一个叫张殿宗的，编的对子更有意思：

　　爆竹一声打出穷鬼去，呸！你狗是哪的，害得我七灾八难；

　　一炉三香迎进财神来，噫！是你老人家，保佑我五福三多。

　　这已经完全是智慧的表征了，又雅又俗，文白相间，俗到就是乡间俚语，雅到用典随手拈来。别小瞧了土里吧唧的陕北人，还真是有高人在民间。陕北之北的府谷黄甫，曾经很是发达过一阵，最辉煌时，据说有三百六十个大门头子，三百六十家过年的对子不重复。光绪年间，小镇上的穷秀才李连生和一富商打官司输了，过年写对子自嘲：

　　得过年，且过年，过了年，低首平心盼来年；

　　你有理，我有理，有甚理，文权武职都是理。

　　官司输了，年还是要过的，还要过得“低首平心”，那样，来年才会有盼、有赢。这就是过年的意义，它能将一切不平之事在这一天全部消弭化解。

　　一直到前些年，黄甫仍有自编对子的习惯，有一年，几个年轻人坐在一起编对子，编过来，编过去，唯有语气助词编不进去，被一位路过的以讨要为生的魏己酉老者听到了，他颇不以为然，几天后的过年时，他自编对子回应了这个难题：

　　噫，没多几天；

　　啊，又是一年。

　　几个年轻后辈站在对子门下，感叹不已。

　　这就是陕北，在这个偏僻闭塞的荒漠之地，多少人以为，也是文化荒漠，大错特错了。他们不识字，不等于他们没智慧；他们不张扬，不等于他们没层次。

　　他们才是真正的陕北人，才是真正会过年懂过年的人，会把对子贴在自己心里的人。